外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。
就如徐世昌所言,北洋军政集团的实力其实比之革命委员会还要有所不如,但是却要比革命委员会控制大三倍的地方,和将近10倍以上的人口,这样的财政负担自然是极重的。
比如二次革命之前,北洋军在北方还是说一不二的力量,因为北洋集团的力量几乎都聚集在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一地,就连革命委员会都要对北洋军的声音有所顾忌。那个时间,也是北洋将领投资河北、山东实业最多的时期。
但是随着二次革命爆发,北洋军南下控制住了长江流域各省之后,北洋的力量因为过于分散,北方的建设反而突然停滞了下来。此时南下的北洋各军将领,就不大乐意搞什么实业投资,而是试图在自己的地盘上搜刮财税了。
过去在小站练兵时,袁世凯给北洋新兵说:“吃袁大人的饭,就要为袁大人卖命。”他自然知道让这些北洋将领搜刮钱财可以,但是军队可不能也让将领自己去养活,因此对于各省驻军的军费,他还是优先给予保障的。
只是,在外驻军和驻守家乡,这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北洋军的军费很快就吞没了北京政府那点可怜的财政收入,自然也就把徐世昌试图在河北推动的新政给拖延了下去。对于这一点,北洋集团以徐世昌为首的文官们都是非常诟病的。
这些文官们认为,统一全国固然是件好事,但是统一全国不应该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障碍。如果新政不能实施下去,北方经济不能快速的恢复,那么北京就不可能长期的对南方各省的政治、经济力量进行压制。更糟糕的是,北洋军将领下到地方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立性,已经让北洋团体内部出现了裂痕。
就徐世昌、王士珍等一批北洋老人来说,他们既希望能够维持北洋这个团体的内部团结,又希望北洋这个团体能够保持住对各方势力的压制地位。而徐世昌等文官们,则更希望能够将北洋武人压制于自己之下,让这些武人成为维护他们推行新政的力量。
但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,北洋武人的地位就已经难以被徐世昌这些文官们所压制了,随着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展现了击败日本人的力量之后,北洋将领们就差不多和文官们控制的北京政府貌合神离了。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,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,试图清理北洋内部造成的反噬。
比如前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被解职,就是让诸多北洋将领对于袁世凯不满的根源。虽然王士珍、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号称北洋三杰,但是在清室退位之后王士珍几乎就退出了北洋团体的核心,段祺瑞和冯国璋则成为了北洋将领的两大领袖人物。
和冯国璋相比,资历更老一些的段祺瑞显然更得北洋将领拥护一些,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袁世凯对北洋团体内部整理的第一目标。只是袁世凯对于段祺瑞的处置过于急躁了些,实在是难以让人心服,毕竟解除了段的陆军总长之后,袁世凯也没有表示要对日本开战,以阻止日军登陆山东。
而之后袁世凯又将陆军部内的段系官员都清理了出去,这就更让大家以为袁世凯根本就是想要收揽他们手中的军权,而不是什么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。只不过袁世凯毕竟是北洋军的创建人,大家也不好明着反对他,不过私底下对于军队的调整时免不了的。
于是原本试图通过清理段系这一北洋团体中最大派系,来完成内部整合的袁世凯突然发现,整个北洋团体反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。这不仅让他有苦说不出,也对整合北洋团体失去了信心。
因此听了徐世昌的隐喻后,他也不着恼,反倒是心平气和了起来,“就算是不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,政事堂总要在文字上鼓励一二的,我们总不能对这样一件大事不闻不问吧?好歹这项工程也惠及了数千万民众,不能让革命委员会独享了这份民心吧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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