委员会光复后,新民公学堂就被奉天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榕下令改为了新民师范学校。
自小在这里长大的张作霖对于新民府自然是不陌生的,不过对于革命委员会这个团体来说,他又觉得自己总是在雾里看花,看不清这个团体是怎么强大起来的。即便是拿着过去自己的生活阅历经验,他也是无法理解这个看起来总是喊着不知所谓的口号的团体,是怎么干翻了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朝廷和地方官府,又是怎么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人给打的掉头逃亡的。
当然他能够出现在这里,而不是跟着冯德麟南下锦州,接受辽河以西十六县的地盘,并不仅仅在于革命委员会能打,而是在于革命委员会证明了自己的武力之后,居然不着急和日本人言和入关,反而摆出了非要收回南满日人特权的姿态。
对于张作霖和许多人来说,革命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真的出乎意料的。这仗打到了现在,革命委员会已经竖立了足够的威望,此时革命委员会即便丢下关外全师入关,也没有人会指责什么。毕竟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中,先取中原奠定新朝的国基乃是开国君主的首选,边疆的土地完全可以待日后再收复。
因此在革命委员会击退了四平日军之后,张作霖已经做好了接受革命委员会的招抚,然后为王前驱入关征战,看看能不能在新朝为自己搏一个地位出来了。但是革命委员会以辽河为界,将辽河以西交给他和冯德麟,自己全力和日军争夺奉天地区的做法,却是打破了张作霖的盘算。
一开始张作霖觉得革命委员会这些人是志大才疏,搞不好是袁绍、董卓之流,恐怕是难以接受清廷被推翻后的天命了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奉天百姓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归心,他突然才想明白革命委员会不着急入关也是有好处的,至少东三省的老百姓就认为革命委员会不会抛弃他们,所以才能让革命委员会一下聚拢住了东北的人心。
特别是革命委员会提出一定要收回满清割让给日本在满洲的特权,收回南满铁路,收回大连及旅顺租借地的宣传,一下就把东三省的人心给拉住了。现在就连胡子内部都有听不得说革命委员会坏话的人了,反对革命委员会的人都被打上了亲日汉奸的头衔,这也就使得之前还对着革命委员会的政策指手画脚的士绅、地主们,现在也只敢把矛头对向了地方上支持革命委员会的官员和农会,而不敢再直接批评革命委员会本身了。
张作霖的政治嗅觉可比冯德麟好多了,他很快就醒悟过来,革命委员会虽然将辽河以西十六县丢给了他们,但是这块地方基本没有拓展的余地,他和冯德麟不过成为了革命委员会和北洋集团之间的缓冲地区,只要哪一方有所动作,他们都将被迫走上前线。
这也就意味着革命委员会根本没把他们当成自己人,如果革命委员会把辽河以东的人口消化下去,又真从日本手中取回了南满铁路,那么革命委员会必然是要对付他们这些不可靠的半独立势力的。
张作霖只是衡量了一下,革命委员会虽然走的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,但只要真的走通了这条路,天下基本没有什么势力再能挡得住对方了。北洋在关内虽然耀武扬威,但是对外连日本人都不敢惹,投靠过去显然没有什么前途可言,更加上北洋用人自有体系,他这样的外系人物也很难出头。
所以在思前想后了几天,他终于还是下定了决心全面投靠革命委员会,希望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大有前途的团体当中去。他也知道自己的出身不怎样,加上又错过了革命委员会最容易接受外来势力的时候,因此未必能得到北满出身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的待见,于是在打听到奉天革命委员会在新民府成立,委员会主席又是奉天人张榕,就不顾一切的跑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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