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，但却都还没有公之于众。
公元前513年，在晋国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官方公布成文法的活动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赵鞅、荀寅帅师城汝滨，遂赋晋国一鼓铁，以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《刑书》焉。”即赵鞅等人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，公之于众，史称“铸刑鼎”。
春秋时期除郑国、晋国外，楚国也曾两次制定法律，分别是楚文王时制定的仆区之法和楚庄王时的茆门法。此外，楚国还设有《将遁之法》：楚发兵相成，而将遁者诛。不及诛而死，“乃有桐棺三寸，加斧质其上，以殉于国”。
除此以外，宋国也进行了公布成文法活动，史称“刑器械”，另外一些诸侯国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，也都相应地公布了一些成文法。
春秋时期，由不成文法转变为成文法，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首先，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，终结了法律高深神秘的状态，使法律得以公之于众；其次，成文法的公布，使新兴阶层的利益得到保障，从而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。再次，成文法公布后，礼制被法制所取代，这为后来法家立法打下了基础；最后，成文法的出现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微言大义，《春秋》说了什么
《春秋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，被列为儒家的重要典籍。《春秋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间的鲁国的历史，因而《春秋》这本书就是鲁国的编年史。《春秋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《麟经》，《春秋》写作手法上词语简练，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上言简意赅，全书共一万八千余字。
由于《春秋》语言精练的特点，便出现了对它进行诠释的作品，被称为“传”。最为著名的就是“春秋三传”，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毂梁传》。
《春秋公羊传》是公羊高所著，《春秋谷梁传》是谷梁赤所著，这两本书都是在西汉初年写成。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阐述孔子的“微言大义”，诠释出孔子所辑《春秋》的真正意图。
《春秋左氏传》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此书又被称为《左传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，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。而且，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，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，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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